众所周知，中国作家刘慈欣创作的《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三体》能够走向世界文坛并征服外国读者，除了缘于作品的优秀品质，还在于有一个好的翻译者。
  无独有偶。当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也公开表示，得诺奖离不开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莫言甚至认为，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因为他写《生死疲劳》初稿只用了43天，而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翻译这本书整整用了6年。
  莫言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红高粱》。
  莫言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丰乳肥臀》。
  莫言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天堂蒜薹之歌》。
  然而，相当多的中国作家并无刘慈欣和莫言那般幸运——能够遇到合适的翻译者。

  翻译已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短板。中国文学的翻译难在哪?中国文学能否找到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8月25日至29日，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2015年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在北京举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名翻译家、出版人与中国作家齐聚一堂，共话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之道，以期为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国际传播搭建一个跨国合作的新平台。

  为作家和翻译家搭建沟通渠道
  “作家走出去需要一个契机。”在作家徐则臣看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关注度开始上升，中国文学迎来了走出去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在更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翻译者。作家文珍认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往往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译者，应给予文学作品更多时间，以便能够找到合适的译者。
  作家李宏伟是詹姆斯·乔伊斯作品的译者。他认为“适合的译者”应该进行“等效翻译”，并在翻译中实现文学性的传达而不仅是语言性的传达。如乔伊斯在作品中曾运用了各时期代表作家的文体，体现英语文学的变化，金迪先生在翻译时采用了对等处理的办法，运用诗经、楚辞、汉赋、小品文等多种文学作品形式，在中文语境中实现同样的语言效果，让读者能够鲜明地感受到语言的脉络与变化。而《源氏物语》在中国有两种知名的译本——林文月版与丰子恺版。《源氏物语》原文中有大量的日本传统和歌，丰子恺先生在翻译时，将其多译为中国传统的五言或七言诗，而林文月女士却借助骚体格式，以“兮”划分节奏点，两种翻译都充分本土化，展现了中华语言文化的魅力，但这样的翻译在“原汁原味”的效果上却损失很大。翻译的方法多种多样，效果不一，但殊途同归，李宏伟认为，要为合适的作品找到适合的翻译，才能将作品推广出去。
  与莫言同国外的翻译界、出版界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相比，大多数中国作家跟国外翻译界、出版界的联系不够，丧失了不少找到合适翻译者的机会。贾平凹及其作品在国内广为人知，有评论家甚至认为其作品具备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但由于缺少翻译，外国读者对其作品却知之甚少。对于自己作品被翻译输出的较少，贾平凹也十分无奈：我自己确实无能为力，我所做的只能是守株待兔。
  “因此，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就是想为中国作家与国外的翻译家搭建一个良好的交流桥梁，形成良好的人才、资源对接机制。通过作家与翻译家面对面的交流与接触，为真正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水平的小说、诗歌、戏剧等，找到最适合的翻译家。”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说。
  加强交流合作 促进有效传播
  翻译力量专业化不足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一大特点。根据入藏国外图书馆前44部当代文学翻译作品的18名译者情况看，仅葛浩文夫妇就翻译了16部作品，剩下的除了白睿文翻译了3部，其他译者均只有一到两部译作。这些译者有的是研究机构的学者，有些是大学教师，还有的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和留学生，除葛浩文专业从事当代文学翻译外，大多数译者主要凭借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而翻译，专业性不太强。
  澳大利亚翻译家梅约翰也认为，翻译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化培训。他建议加强中外翻译界的合作，比如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外国翻译家可以将作品翻译得更加贴近当地的文化和阅读习惯，而中方人员可以帮助外国翻译家更好地理解一些术语，以便将作品翻译得更准确。对提升翻译服务的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