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编译组”和“北京编译社”这两个机构当年翻译的不少译著一直都在重印。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如今都已经故去，但是他们为新中国的翻译出版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不应该被遗忘。

但凡对1950-1960年代的外国学术、文学和政治类图书的翻译与出版情况有过关注的人，一定都会对“清河编译组”和“北京编译社”这两个机构多少有些印象。事实上，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机构当年翻译的不少译著一直都在重印，以前积压的旧稿也陆续有新刊；更不用说，其部分劫后余生的成员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界、出版界、学术界、教育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前国内一直缺乏关于“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的系统介绍和权威说明，甚至就连《中国翻译词典》这样的大型专业工具书都没有专门设词条。近些年来，得益于黄鸿森先生的努力，“北京编译社”的一些基本情况得以披露（参见黄鸿森：《译书·编书·写书》，载《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黄鸿森、宋宁、郭健、徐式谷：《北京编译社对我国翻译出版事业的贡献》，《出版发行研究》，2017年第6期）。然而，对于“清河翻译组”，至今未见任何总体性介绍。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把目前关于“清河翻译组”的非常零散、模糊的回忆和记述做一些补缀和贯通，大致描绘出它的来龙去脉。文中揣测、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唯请当事人、知情者指正和补充，俾使半个世纪前的这一陈迹往事不致完全湮灭。

翻译组的成立

所谓“清河翻译组”指的是1950-1960年代，北京市监狱（俗称北京市第一监狱、半步桥监狱，原址在北京市宣武区自新路21号，1993年9月拆迁）利用在押服刑的犯人以及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为相关机构（以出版社为主，也有其他企事业单位）提供外语翻译服务以及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翻译任务而设立的生产小组。

新中国对在押犯人实行思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改造方针，所有服刑人员在监狱中都需要进行强制性劳动。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北京市监狱使用“北京市清河联合工厂”的名称，旗下有袜厂、塑料厂、印刷厂、毛巾厂等，另有工程队、翻译组等生产单位。

北京市监狱系统的劳改、劳教单位多以“清河”“新都”“新生”命名，“清河”的名称沿袭自北京劳改农场的前身“清河训练大队”，寓意是“昭示他们通过清清的河水，洗涤前非，重新做人”。因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清河翻译组”的“清河”理解为北京市海淀区的清河镇（街道），也不能把它理解为隶属于北京市监狱系统的、新中国第一个劳改农场清河农场（俗称茶淀农场，北京市在天津宁河境内的一块“飞地”），虽然清河农场也曾存在过相关的业务。

“清河翻译组”是何人发起、何时启动、何时结束，其运作方式如何，以及曾经有哪些人士在其中服务过？

出版界老前辈陈锋、汪守本回忆说，1954年8月出版家郭敬调任时代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对时代出版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和清河劳改农场联系，利用在清河监狱中服刑的、精通外语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知识，为时代出版社翻译某些书籍或给某些稿件作初步加工。……这个建议得到了公安、司法部门的赞同与配合”（《商务印书馆恢复建制的前前后后》，《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76页）。

这个说法从道理上是完全讲得通的，但我们检索发现，时代出版社译者署名为“清河”的译作从1954年6月开始即有出版，并且主要集中在1954、1955两年。“清河”译的出版物共计有80种左右，时代之外的大约8家出版社出版了30种左右，特别是中华书局、五十年代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53年就有“清河”署名的译著，都早于时代出版社。黄鸿森也推测说，“北京市监狱曾在1953年左右抽调通晓外语的犯人成立翻译组，称清河翻译组”（《北京编译社对我国翻译出版事业的贡献》，第108页）。可见，狱中翻译组动议于郭敬一说不能成立，它的成立时间应早于1953年6月。

不过，说清河翻译组最初主要为时代出版社译书，因而与郭敬有很大关系，却是完全可能的。时代出版社在1953年移交中国政府，主要出版苏联作品。翻译组“最初只有俄文一个文种，后来增加了英、德、日、法等文种。最初只为时代出版社译书，……后来译书范围扩大了，为多家出版社译书，笔名甚多”（《译书·编书·写书》，第669页）。在数量上，署名“清河”的译著大多数由时代出版社出版；虽然最早署名“清河译”的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使用狱中翻译组的做法由时代首倡，随后其他出版社介入，并且因为某种原因其他出版社的选题先于时代出版。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在1958年时代出版社改制合并入商务印书馆之后，翻译组的相关业务也转到了商务。

如果我们的推测大致不谬，那么，从1953年设立到1966年解散（这是它最有可能的解散时间），清河翻译组存续的时间超过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