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翻译公司邀你欣赏外交部的外交翻译多棱镜

20世纪60年代，我在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处任副处长、兼法文组组长和口译组组长，对那个时期外交翻译的方方面面比较了解，也有很多感受。

  包办五种通用语言

  当时外交部的翻译处下设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文组和口译组，国内许多翻译尖子都集中在这里，1965年时虽有约百名“高翻”，但工作仍很紧张，礼宾改革前，我国家领导人为国宾来访举行的招待会均邀请各国驻华使节参加，双边外交活动变成多边，翻译处也因此要将各种讲稿译成中文和五种国际通用文字印发。

  我方稿子定稿较早，还易应付，而客人的讲稿常在当天下飞机时才交来。礼宾司有专人在机场向对方要讲稿，并以最快速度送回，有时距招待会仅两个小时，早就等候的翻译处人员立即像台机器一样运转起来，对方讲稿先译成中文，再转译成其他语言。为抢时间，我们将讲稿裁成几段，分头作业，各组长负责通读理顺每种文字的稿子，最后由几个处长轮流主持“三合一”——中文、对方文字和其他文种。因多人赶着校译，容易出错，所以一旦遇文字含义不清或有不同理解就立即请地区司主管作“政治判断”。外交部礼宾改革后，国宾来访时的招待会压缩为双边，翻译处任务也随之减轻。

  为中央领导同志会见外宾或出访服务的口译，有很严的要求，不仅要求语言流畅，中文表达能力强，翻译技巧高，而且要熟悉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知识面广，包括能听懂领导同志的家乡话及口音重的外宾用语，以便准确理解原意，切实起到沟通的作用。

  中国翻译自成一家

  1961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在万国宫举行，我奉调为中国代表团协助联络事宜。联合国秘书处表示愿为这一重要会议提供英、法、俄、中4种官方语种的口笔译，前3种语言没有问题，联合国原有人员足可胜任，只是汉语方面有些困难，如中国政府可提供汉语与其他语言间互译的人员，联合国愿按国际惯例付费。

  经研究，代表团领导认为，联合国中文力量确较弱，由我国出人，可得到一笔可观的外汇收入，也可锻炼自己的翻译队伍，但存在一个同联合国的关系问题。那时，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仍由台湾当局占据，联合国大会还坚持污蔑中国的决议，不与联合国发生官方关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万国宫常举行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会议，会议地点我方可以接受，但应聘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翻译人员则是另一回事，我方负责人据此委婉答复联合国，与对方商定，同声传译由联合国从纽约调来，中方自己解决笔译。于是，一批中国翻译名将迅速云集日内瓦，集中住在距代表团本部不远的一处湖滨别墅里，一连几个月，不仅翻译，而且中外文打字，复印均由我们自己办理。

  两次重要记者招待会

  1965年秋，李宗仁先生和陈毅副总理先后在北京举行了震惊中外的记者招待会，现场翻译工作由外交部负责，李宗仁先生讲话有浓重的广西口音，不好懂。为完成任务，口译人员到李先生住所，认真听他与家人和朋友交谈，抓方言的主要特点，9月26日，招待会在人大会堂东大厅举行，邀请了在京中外记者。李先生作了长篇讲话。这一记者招待会受到国内外高度重视。9月29日，刚从非洲访问回来的陈老总也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以气壮山河的语言，阐述我国的立场，共有近300名中外记者参加。

  冀朝铸和我担任前台英法语口译，主要将外国记者提问译成汉语，后台的同声传译任务更为艰巨，负责将陈老总的讲话和中国记者问题分别译成英、法语，同时负责将译成汉语的外国记者提问进行同声传译。

  陈老总不讲套话，即席发挥。他的结束语有极大的震撼力，铿锵有力，同传的难度更大，外交部翻译处的余德全不仅迅速翻译出，而且译得很有味道。我为自己同事的传神口译感到骄傲。

  空前的口译阵容

  1966年夏，亚非作家会议在北京举行，具有特殊意义，中央高度重视，我的任务是组织翻译班子。当时组织班子的难点不是抽调精干的笔译，而是缺少得力的懂多种语言的同声传译，是否要请外国朋友帮忙？会务工作总指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下决心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一声令下，外交部和各界的“翻译高手”在指定时间赶来报道。

  会议要求实行中、英、法、西班牙、阿拉伯和日语6种语言的同声传译。我们不具备在几种外语间直接同传的人才，然而我们有个优势，可先由各种外语迅速译成汉语后，再转译成其他语言，经过试验，效果还不错。

  会议在京西宾馆礼堂举行，代表坐在楼下，同传人员安排在楼上，只有简单的隔音设施，外国代表反映同传水平相当高，他们打听是从哪国聘请的。当告之都是中国人时，他们不相信中国也有这种难度较大的6种语言同声传译的人才。最后一晚，主席团会议在小会议室举行，同传人员均坐在房间后面亮了相，会上各方均即席发言，不用稿子，而且时有激烈争论，增加了同声传译的难度，半信半疑的外国代表这才衷心佩服。以青年为主的中国同声传译队伍艰苦努力的工作，为国家争得了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