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研究把译者视为译文生产者，认为翻译目的在于满足读者或听众的特殊需求，这是一种以生产为导向的外在模式。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模式正悄然发生变化。以“众包”翻译为例。翻译任务不完全由职业译者承担，而是通过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大众译员。他们当中很多人恰恰是翻译的潜在用户，这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内在模式把用户变成生产者或“产消者”。

   在这个过程中，翻译不再是译者把译文导向的翻译投射到消费者身上，而是消费者把自己设想成目标读者，对自我进行表征。
  漯河翻译公司译者提供的多语言素材和信息，把“维基解密”发布的文件译成多种语言版本，通过合作方式进行的志愿翻译等，这些翻译都呈现出政治色彩，并愈演愈烈。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一些组织的政治代理中发现这类翻译，比如欧洲社会论坛（反全球化运动大会）筹办过程中诞生的国际口笔译志愿者组织——“巴别塔”，声称自己不是“语言服务提供者”，而是“政治参与者”。另一方面，这类翻译在暗中对正在发生的机器与人之间的互动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活动在本质上是非人性的。
  本地化话语的一个趋势在于强调自动化在翻译中的作用，尽可能减少人（译者）的干预。在“众包”翻译中，我们可以发现人（译者）对技术的改造与利用，通过技术解决人类关切或推动翻译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翻译实践中涌现的是把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或干预手段。
  这种理念中暗含着一种改变，即从传统翻译中的单一主体，比如在沙漠中辛苦工作的翻译之父——圣·哲罗姆，到互动过程中的多重主体。翻译是一种对话，是一种互动。这种互动性不再局限于译者和说话者/作者之间，已延伸到译文生产、传播、接受和批评等整个过程中。
  比如“中国关键词”项目。它由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研究院发起，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负责实施，以多语种、多媒体方式向国际社会解读、阐释当代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思想文化核心话语，成为构建融通中外政治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实践。
  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和传播的核心就是关键词的传播。通过“中国关键词”的选择、编辑、翻译、修订和传播全流程，可以看出翻译已超越语言转换，上升为一种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行为，彰显出国家意志下的多重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