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翻译公司浅谈未来文学翻译的发展

文学翻译稿酬只多5倍，文学翻译评论应对推动评价体系发展有所建树文学翻译质量真的每况愈下了吗，而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者。

  世界名著有几十个译本司空见惯，而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者，通常只能拿千字不足百元的稿酬。

  “文学翻译质量一代不如一代？”“文学翻译稿酬太低？”6月8日，由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专题研讨会上，60余位翻译家、评论家济济一堂，对于社会上这两种普遍声音的辨析成为会上讨论的焦点。

  文学翻译评论应对推动评价体系发展有所建树

  文学翻译质量真的每况愈下了吗？这个时代为何少有傅雷式的优美译文？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对此并不认同，在她看来，衡量文学翻译质量缺少客观、全面、与时俱进的评价体系，是造成读者这一刻板印象的主要原因。“近两年来，翻译问题唯一一次进入大众视野的就是冯唐《飞鸟集》译本，但这次讨论造成的结果只是我每天收到无数个电话要求重译《飞鸟集》，对于真正翻译评论的推动，价值几乎为零。”黄昱宁认为，时下的翻译评论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往往缺乏专业性，少数有见地的专业评论往往被耸人听闻的言论所淹没。即使是优秀的专业评论，大多还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缺少提炼、思考的过程，无法上升到不断完善评价体系的层面。翻译理论长期困在象牙塔中，与译者、媒体、读者等都有一定距离，缺少深入浅出转化的文体和平台，以至于近年偶尔出现的大众层面的翻译讨论，仍然停留在相当浅的层次。

  翻译评论的困境一方面在于，随着大众外语水平的提高，谁都可以就此发表看法，“翻译评论”和一般“文学评论”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模糊，另一方面，真正愿意花时间投入翻译评论的又是少数。“做翻译评论，意味着要花费两倍时间读原文和译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副院长吴刚说，专业评论的缺席和以偏概全、充满语言暴力的网络差评，例如动辄便说“看了一页就看不下去”，让文学翻译难以得到真正有深度的探讨和鉴别，“信达雅”的标准如何理解，随着文学的发展，更是歧义丛生。

  在黄昱宁看来，滞后的文学观普及工作，构成了评判标准的另一重干扰因素。“世界文学潮流的嬗变，对我们衡量好译本的标准，一直在提出新的审美要求，但我们的普遍欣赏水准与这种要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读者对现在的译本提出批评时，往往会提到，如今译者的中文造诣远不如过去，译文读来常有生涩之感，‘文采’阙如。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原文，和林纾或傅雷时代所面对的原文，本身就发生了巨大变化。”黄昱宁提出，现当代文学更跳跃更抽象，更重视文字所携带的意象和信息，而有意避开那些已成定式的华美程式。这要求译者对现当代文学的特点有更强的领悟能力，相应地，人们对译作的评价标准也应有适当改变。“比如说，几年前在微博上几乎全民参与的乔布斯情书翻译，就有很多耐人寻味之处：这是一封极简单的由近乎纯口语的文字写成的信，但很多网民激赏的、认为‘文采斐然’的译文都是合辙押韵、辞藻华丽的东西。经常能听到大部分读者对于译本最高评价是‘流畅’，相应地，对于不喜欢的译本，一般最常见的指责就是‘不流畅、疙疙瘩瘩’、‘读不懂’或‘毫无美感’。这里的情况相当复杂，但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文学普及教育，滞后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今天文学翻译面对的对象和读者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信达雅的标准，尤其是“雅”字，如今该怎么理解？在读者对欧式词汇和语法的宽容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信”和“达”又该制定怎样的新标准？每天都在诞生的新词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和速度引入翻译才合适？在互联网轻易就能提供简单检索的今天，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有没有必要削减原先简单的说明性注解，扩大阐释性注解的比例？在人工智能开始介入创意写作、翻译的时代，各种翻译软件层出不穷，新一代文学译者如何看待这种全新形势，如何在懂得使用最新工具的同时发挥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独特价值？在与会者看来，优秀、成熟的文学翻译评论应对推动评价体系发展有所建树，在文学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还远没有答案。

  比起低稿酬，更令人担忧的是复译与首译的失衡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工资涨了100倍，文学翻译稿酬只多5倍。过去，翻译家能凭借翻译过上体面生活，如今，很少人能够仅凭翻译过活。”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为文学翻译的低稿酬打抱不平。稿酬，确是译者们直面的又一个关键性问题。“除了‘翻译质量是否每况愈下’之外，我经常被问到的另一个敏感问题是‘文学译者的稿酬是否过低’，‘稿酬低是不是造成翻译质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黄昱宁说，与实用类笔译或口译相比，文学笔译的稿酬水准平均线确实比较低，“但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笔译的稿酬是出版社支付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译者稿酬最终取决于成书后创造的市场价值。提高译者待遇，如果离开对这个前提的认知，那就无从谈起。书价低、外国文学阅读门槛较高等，都是造成这类图书市场价值偏低的原因。”

  作为出版业和翻译界的双栖者，比之“稿酬过低”，黄昱宁更担心的是，稿酬背后的市场导向与舆论环境可能导致复译与首译的严重失衡。“通常情况下，公版书的利润率远远高于版权书，而操作难度则远远低于后者。市场上扎堆出版的通常是销量有保证的世界名著，它们往往已经有大量现成译本，复译可以借鉴前人，难度大大降低，译者承受的压力也远不如首译本大，得到的美誉度反而常常高于首译本。世界名著被重印的可能性也远远大于很多现当代作品，这使得译者在复译本上得到的收益有可能大大高于首译本。”

  打开图书电商网站，人们可以找到几十个版本的《小王子》，而某些高额支付译者稿酬或版税的案例，也都发生在公版书领域。“这些早已被重复翻译多次、除了商业价值外别无意义的复译，因为出版社没有其他成本，往往开得起优厚条件的合同给译者，而大部分版权书都是知名度且有待积累的现当代作品，承担这些任务的译者难度高风险大，但出版社却没有更多成本可以支付给译者。”翻译与市场的这种倒挂形成了一个怪圈：世界名著有几十个译本司空见惯，而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者??承担这些的往往是中青年译者，通常只能拿千字不足百元的稿酬。让翻译和出版界人士担忧的是，长此以往，本来就极为有限的译者资源大量流入复译大潮，公版书重复出版现象愈演愈烈，现当代作品的翻译质量则进一步下降。翻译文学的表面繁荣之下，隐藏着不合理的结构??有文化积累价值但市场前景黯淡的现当代纯文学翻译作品，生存空间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