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翻译公司讲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

本文主要讨论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理论输出、启发以及语用翻译的实际应用。文章首先根据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提出翻译的本质是个双重示意-推理的交际过程，该交际过程是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等三类交际主体之间的互动，因此翻译的语用观实际上是个动态的三元翻译观。本文把翻译活动看作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练兵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语用学理论的有效性在翻译领域里也可以得到检验。本文还尝试着把语用学关于规约意义、含意、礼貌、指示语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解决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语用类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提出，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追求“信”，而达到译文对原文忠实的手段不必追求千篇一律，决定翻译手段和策略的最主要参照标准应当是译者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和译入语语言文化环境的正确评估和认识，对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差异的评估。
关键词： 语用学 关联理论 翻译 文化 对比 语用语言 社交语用 
1. 引言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与理解的学问，既研究发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研究听话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同语义学一样，语用学也研究意义，但是它研究的不是抽象的语言系统本身的意义，而是交际者在特定交际情景中传达和理解的意义以及理解和传达的过程。翻译研究（亦称翻译理论、翻译学）则是探讨译者解读原文、在译文中重构原文意义的学问。两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所不同者，前者更重视口语交际及其动态特点，而后者所关心的是文本和书面语言。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妨碍翻译理论研究者借鉴语用学理论来探讨翻译活动。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书面语篇同口头话语一样具有交际的性质和特点，具有动态性（Hatim，1998：86）。他们认为作者在写作时会把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认知语境考虑进去（Baker，1992：222），把自己的意图通过话语（作品）示意给读者（Sperber & Wilson，1986）。如果作者认为读者对某种知识或意境不熟悉并且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解释、理解，他就会把这方面写得详细一些，反之亦然。读者通过阅读作者的作品，获得新的知识、新鲜的感受、经验，与作者达到共鸣，甚至会受作品的影响而采取某种行动，成功地完成作者-读者之间的交流。
2. 翻译研究引进语用学理论的必要性 综观中外翻译史，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翻译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依赖其他学科的发展，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理论养分。这一点正像应用语言学必须依赖语言学的发展、成熟以汲取理论一样，而翻译研究事实上也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翻译研究的这种拿来主义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弱点。有利之处是它对任何学科都没有偏见，只要有用，都可以兼收并蓄，为我所纳。这样可以避免在理论和实践上走极端，对翻译理论的迅速丰富与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不利之处在于，各个学科所输入的理论之间互有冲突，不能很好地兼容，导致理论解释上的不一致性。
翻译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科，这一事实不仅存在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译界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翻译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翻译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以及现有翻译理论来源的差异性，因此很难形成一个为各个理论输出学科及其在译论中的代言人所认可的统一理论。翻译研究所借鉴的每一种理论都对翻译的本体研究的某一方面都有所启发，有所认识，对翻译研究从总体上有所推动。但是，它们又仅限于对翻译现象的某一方面的认识（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理论目标，并不是为解释翻译现象和翻译过程而存在和发展的），把能够解释一类现象的理论扩展到对其他现象的解释时自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此，我们对输入的理论要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借来的理论的作用要有清醒的认识，在应用该理论时应该有所选择。翻译研究的现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有待于深化，需要继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理论输入不仅不会导致目前局面变得更混乱，而只会加深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或者为加深认识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考方法。我们不应该害怕从更多的相关学科引进理论。
就已有的译论而言，它们可以划分成三大类（Nida, 1993: 157）。Nida区分这三类译论的标准正是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养分的学科。姑且不论该分类方法是否穷尽地描写了现有全部译论（比如是否涵盖了应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翻译理论），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无疑是科学的，它有助于我们认清各种译论的理论来源、方法以及各自的优点和缺陷。这三类译论包括：（1）语文学类译论，（2）符号学类译论，以及（3）语言学类译论1（1有关这三类译论的详细论述，参见Nida (1993: 157-168)以及国内语言类期刊上的介绍和讨论。）。Nida关于语言学类译论的讨论有一个重大疏忽，那就是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语用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个语言学的“废纸篓”。它能够对语言使用和交际的各个方面加以描写和解释，已经成为理论输出学科。语用学理论正在被应用到语言教学、语言习得、翻译、人际交际、跨文化交际、语际语言研究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其理论指导作用越来越为更多的学者所意识。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也已经被看作是正常交际者的语言能力的两大能力的组成部分（语言能力=组织能力+语用能力）（Bachman, 1990: 87）。语用学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微观的语用学分析方法，比如预设、语言礼貌、会话含意、关联理论、话语连贯、语篇结构、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等。这些课题涉及到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对于解决翻译中有关语言使用的各种问题都有所帮助，因此都能够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与实践之中。语用学不仅给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微观的语言学分析方法，而且还提供了有关翻译研究的宏观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学科定位2（2关于翻译研究/翻译学的学科定位、定性等方面的研究，请参考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金隄、张南峰等的有关论著（这些论著除张南峰的之外均收在杨自俭、刘学云编辑的《翻译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和翻译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都有借鉴作用。 
下面我们根据已有的语用学理论，讨论其对翻译研究的理论输出、启发以及语用翻译的实际操作。翻译也是一种语言使用和交际活动，和日常语言活动所不同的只是它涉及到两种语言（始发语和目的语），是一种语际信息交流。我们在这里把翻译活动看作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练兵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语用学理论的有效性在翻译领域里也可以得到检验。 
3. 从关联理论角度看翻译的本质
传统译论（指以译文必须复制原文的全部信息的译论）认为，翻译是个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转码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其中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译作中进可能多地保留原文信息。因此，翻译被看成是通过语码转换实现意义传递的一种手段（Sarcevic，1997：55）。对翻译及其本质作如此论述，其预设和认同的交际理论其实就是交际的代码模式（关于语码模式的详细评价，参见王传经（1993）和Sperber & Wilson（1986）），即信息发出者（sender）首先将所欲传递的意图进行编码，然后发送给信息接收者（receiver）；该信息的接收者收到信息后则通过解码过程还原交际者的交际意图，从而完成这一轮交际活动。这一交际模式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具有完全相同的语符（传递和接受）系统以及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见Sperber & Wilson, 1986，何自然，1997：126-127），两者的解码能力完全一致。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各人的生存环境、教育、职业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经历存在着各种差异，这必然会影响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认知环境和解码能力，导致交际双方认知环境和认知能力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这说明交际的代码模式说以及基于该代码模式的翻译理论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它们否认了动态推理在交际中的作用，是对翻译现象和交际的一种错误认识。 
交际的代码模式不仅在对交际双方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状态等方面的认识上有错误，而且还忽视了语言交际的隐含性和间接性等特点。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关联理论都认为，语言交际者不仅会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他们也经常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意图，期望听话人或读者能够利用上下文语境、互文语境、语言外语境等方面的知识，并结合交际者提供的话语信息（即语言刺激），通过推理得出交际者意图传达的交际意图。因此，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常常与他提供的话语信息（字面意思）不相一致甚至于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听话人（或读者）就需要越过字面意思，结合认知语境信息，通过推理达到对说话人意义的正确把握。
不仅同一个交际意图可以用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传达，而且同一个表达式在不同的语境中能够传达不同的交际意图。例如，要实现“拒绝”这一语用意图（交际意图），我们可以直接说“不”或“不行”，也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委婉的方式来实现（如“谢谢你邀请我，不过我明天已经有约”、“对不起，我自己也缺钱花”、“今天恐怕不行，明天陪你去吧”等）。同样，“It抯 cold in here.”这句话在不同的语境里可以传达不同的交际意图，实现不同的语用功能（如“请求”、“警告”、“劝告/建议”、“拒绝”等）。这些都说明了语言交际的间接性和话语字面意义与交际意图之间的隐含性、不对称性，说明了动态推理的客观存在性，暴露了语码交际模式的缺陷与错误。 
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认为，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认知环境呈不对称性，其间存在着差异，因此交际者说出话语的行为并不能保证其交际意图的准确传达，也不能保证听话人对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的准确理解。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关于话语重复、谈话协商（negotiation）、过剩信息（over-informativeness，Chen，1999）、会话解释（accounting，Cody & McLaughlin, 1990; Turnbull, 1992）等有关会话现象的分析研究也充分证明了代码模式忽视交际双方在认知方面的差异、忽视语境的动态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那么交际的实际情况（即交际的实质）是怎样的呢？关联理论在批判地继承以互知（mutual knowledge）为理论依据的代码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交际的推理模式，把交际看作是个示意-推理的过程。交际者对听话人/读者的认知环境和交际情景加以评估（assessment），并据此通过话语向听话人示意/传达（包括明示和暗示）自己的交际意图；听话人则结合该话语提供的信息和相关的语境信息，在关联原则（Relevance Principle）的指导下进行解码和推理，最终实现对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的认知。 以上论述说明，交际过程不仅仅是单纯的编码---传递---解码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话语和语境信息的动态推理过程。下面的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1) Joe: Will Sarah be long? Pam: She is with Frank now. 
Pam没有直接以yes或no来回答Joe的问话，而是采用了间接的答话方式。假设Joe知道Frank是个做事雷厉风行的人，那么她就可以根据Pam的答语并结合Frank做事快这一语境信息推理出“No, she won抰 be long.”这一结论（即Pam所说话语的交际意图）。但是，如果Joe知道Frank是个办事拖沓、效率低下的人，那么她就会推理出“Yes, she will be long.”这一结论。这一例子说明，说话人可以利用相同的话语可以表达不同的交际意图，也说明交际成功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听话人能否解码，而更主要取决于交际者意欲传递的信息意图是否成功地示意给了交际对象，取决于交际对象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语境信息（即交际者意图他选取的语境信息）（Gutt, 1998: 41）。
那么该怎样选取正确的语境信息来作为话语理解的前提（premise）呢？关联理论认为，这一选择过程受制于关联原则，即对最佳关联的获得。交际的目的是求得最佳关联，获得交际者意图的语境效果。听话人对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的推理和理解（即对话语关联性的搜索）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推理所得结论既不耗费不必要的努力，（2）又能够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可以说，对最佳关联的搜寻不仅能引导听话人找到交际者所意图的语境，而且还引导他推理出交际者所意图的解释和语境效果（即交际者意图传达的真正含义），以便能够对听话人的认知环境有所改变（modifications），给听话人的认知环境增添了新的知识，加强或修正其认知环境中已有的知识。听话人的推理过程总是始于在当时的交际场合中他最容易提取的信息，并且他还需要假设该信息与正确的语境结合之后能够产生值得他付出的努力的解释。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听话人继续推理，直到他得到的解释符合上述两个条件。这一个解释才是对该话语或信息的正确解释或理解。上面的论述说明，关联原则不仅是引导听话人搜寻正确语境的机制，而且也是引导他寻找正确解释的机制。 
既然翻译也是一种交际行为，也研究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的过程，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翻译看作是一种示意-推理性质的交际行为，不同之处仅在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示意-推理过程或行为。更准确地说，翻译行为包含两个示意-推理过程，因此其复杂性远远超过语内交际（intralingual communication）这种只涉及一次示意-推理过程的交际行为。翻译的全过程事实上涉及到三个交际者，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在第一个示意-推理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语言刺激（话语）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是听话人。完成该交际过程后，译者进入第二个示意-推理交际过程。这时译者的身份是发话人/交际者，他根据原语篇、自己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的理解和把握以及译文语言环境和他对译文读者的期待的估计，向译文读者示意信息，而译文读者则对他示意的信息进行推理解释。因此，翻译活动涉及两个交际者和两个接受者，其中译者兼有交际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 
在第一个示意-推理交际活动中，译者的主要任务是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在第二个示意-推理的活动中，译者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期待和接受状况的估计，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和信息加以示意并传达给译文读者。这种双示意-推理的交际过程可图示如下：
这个翻译活动示意图是描写而非规定性质的。该图说明，翻译活动是一种三元关系（参见何自然，1996；1997：193），是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这三个交际者之间通过原作和译作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这与传统的二元译论（原作者和译者）有本质的差异。前者充分考虑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流，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和阅读反应，考虑译文的交际效果，而后者认为译者必须完全再现原文的语义，没有考虑到译文在译入语环境的可接受性，没有考虑到译者自己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环境，也不考虑译文读者与原文的直接读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和阅读期待。该图还说明，与语内交际相对比，翻译是个特殊性质的双重示意推理交际活动。其特殊性表现在（1）交际中涉及到的语码分属不同的语言文化，（2）介入交际的交际主体共有三个：原作者（交际者1）、译者（接受者1/交际者2）和译文读者（接受者2）。原作者（即交际者1）与目的语读者（即接受者2）之间的交际具有间接性质，其中介是译者。译者具有接受者和交际者的双重身份，其第二个身份（交际者2）被Gutt（1998）看作是以报道者（reporter）的身份给没有亲临现场的读者传递自己的所观所感。
这种翻译模式对翻译活动的启示是：作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或者说中介的译者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和促进前两者之间交际的成功。为了保证交际的成功，译者可以采用各种翻译策略（包括直译、意译、音译、替换等）以帮助译文读者找到原文与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在这种翻译模式下的译者不再是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认知状况的应声虫，不再需要对原作亦步亦趋。译者有了比较大的自由度，他可以并且有权利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的评估和判断选择适合于读者的表达方式来示意原作者的交际意图。我们这样定位翻译活动，目的在于说明，翻译活动并非止于译者完成对原文的翻译，它还有赖译文读者的参与。在这一交际过程中，译文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译文应当被看作是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这三个交际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的结果，是他们共同创造的财富。 
为了成功传递信息，说话人/作者必须假设听话人/读者具有提取理解话语乃至全文的所有必要的背景信息和语境特征等方面的能力，他还必须假设听话人/读者具有推导出话语的隐含意义的能力。说话人/作者假设听话人/读者具有的相关背景知识越少，他在说话或作品中提供相关解释和细节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样，作为第二作者的译者为了确保译文读者能够理解译文、推理出相关的含义，也需要对译文读者的知识面、认知能力和经历进行评估，以便确定哪些信息是译文读者所熟悉的（即哪些信息能够为他们所提取），哪些是他们不熟悉的。译者除了在译文读者的知识结构里增添必要的知识、填补他们在某方面知识的空白外，还需要考虑他们的期待。这些都是译文读者理解译文所必需的知识的组成部分。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用学认为，要理解话语以及语篇中出现的新信息，听话人/读者必须把它与自己记忆中的已有知识（即背景知识或称旧信息）结合起来，找到其中的关联，这样才能完成理解该话语的任务。既然背景信息是理解新信息的前提（在关联理论中称作语境信息）和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假设，译者有在译文中增添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交际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许多负责的译者正是这样做的。 
4. 语用翻译
本文所谓的语用翻译是指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翻译实践问题，即运用语用学理论去解决翻译操作中涉及到的理解问题和重构问题、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处理方法以及原作的语用意义（pragmatic force）的传达及其在译作中的得失等问题。语用学的翻译观可以说是一种等效翻译理论（何自然，1997），它更多地探讨口头语言、修辞性和艺术性语言的翻译。
Grice (1957)的意义理论以及Leech (1983)关于语用语言学的观点都认为，要理解说话人的意图，听话人首先必须正确识别和理解语言的基本意思和规约意义。词句的基本意义或者说规约意义是理解话语和作品含义的前提条件，因此语言错误也是一种语用失误（张新红，2000），会导致理解失误。试想，如果我们连语言系统中的词、短语或者句子的基本意思和规约意义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指望理解交际者/作者的交际意图呢？因此，语言系统知识是说话和理解的必备基础，是推导话语含义的基础。
请看下面这个例句： 
(2) Can you lift the box? 
听话人要理解这句话，首先必须知道句中各个词语的意思，此外还应当知道这种询问能力的句子的规约意义，即“请您帮我抬这个箱子”。如果听话人仅仅照字面意义做出回答擸es, I can.敚缓笠廊徽驹谝槐呖醋潘祷叭艘桓鋈朔丫⒌靥ё畔渥佣蝗グ锸郑敲纯梢运邓挥姓嬲斫馑祷叭嘶坝锏囊馑肌Ａ饺酥涞慕患适О堋* 在翻译过程中，任何对原文词句层次上的不解或误解都会导致对原作者意图的不解或曲解，导致在译作中出现误译。这里我们拿指称词语的识别问题作为例子。正确识别指称词语所指的对象（例如交际的参与者、交际事件以及交际过程中所论及的对象等）的能力是找到关联（Sperber & Wilson，1986）、进行推理、实现语篇的语义连贯（coherence）的必要条件之一。正因为交际者不仅具有识别指称对象的能力，而且还具有解释特定指称对象的意义的能力，有解释它与其他语境及互文特征之间关系的能力，因此才能够找到和识别语篇的语义连续性（或称关联、连贯），才能推导出该指称词语的含义（Baker, 1992）。识别指称对象时还需要注意识别者采取的视角。假设一位英国作家用英语描写了一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她在原文中自然会经常用到“we”或“us”，也就是说他/她是从英国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的。在把他/她的作品译成中文时，译者就需要对这种视角加以调整，不能照搬原文，译成叙述角度上摸棱两可的“我们”，造成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不必要的误会。 
文化和语用对比研究的成果（如Wierzbicka, 1985；Matsumoto, 1988；Gu, 1990；祝琬瑾，1992）表明，不同语言有不同的称呼语使用标准、礼貌标准以及传达含义的规约化表达方式。称呼语包括官场称谓、亲属称谓、社交称谓、人称代词等，各类称谓又可以区分为他称和自称。官称在各个语言文化中也许比较一致，如称呼皇帝时汉语说“陛下”、“皇上”，英语说“Your Majesty”（当面）或“His Majesty”(背后)；在皇帝面前自称时，汉语里使用谦称或贱称“臣”、“微臣”、“老奴”，英语也有这种用法，如“Your Servant”、“the slave”等。翻译的难点在于后面几类称呼语。例如，在说汉语的社会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词语来指称交际者和自己，即使是很平常的“你”和“我”，也都有各种尊称和谦称之别。儿童语用习得研究的结果也显示，中国儿童在实施某些言语行为前如果不以“叔叔”（对男性）或“阿姨”（对女性）等称呼语来称呼成年人而直接说“你厖”，一般都会受到父母的指责或纠正。而英语则直接使用人称代词“you”和“I/me”，这种差异在翻译中应当受到充分重视。我们在翻译时可以根据交际者的尊卑和当时的交际情景酌情把一些“I/me”和“you”译成汉语的“兄弟/小弟/学生/鄙人/老子”和“您/你老/老先生/教授/老师/某某主任/你这混蛋/你这小子/你这小鬼”等，以符合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同理，我们在从事汉译英的实践活动中，可以把汉语里那些复杂的称呼语简译为英文的you或I/me。下面是我们根据张振玉（1992：88）开列的英汉语中“you”和“I/me”的互译清单而修改制作的英汉互译图表，希望能够对翻译实践有些启发：
这里我们试举一例，来印证我们的观点，以便大家能够在翻译过程中举一反三： 
(3) That's in as fine a train as your ladyship could wish. In the common course of things, I think it must reach Mrs. Clackitt's ears within four-and-twenty hours; and then, you know, the business is as good as done. (R. B. Sheridan: The School for Scandal, Act 1, Scene 1) 其汉译文如下： 我一切都不知好了，能如夫人的心愿。按常理说，二十四点钟之内，总要吹到柯太太的耳朵里；夫人是晓得的，只要柯太太听见了，随后人人都晓得了。 (《造谣学校》一幕一场，伍光建译) 这段原文内已经把对方称为your ladyship，因此，译文把you know中的you译成“夫人”这一尊称是非常合适的，既照顾到原文的意思，又照顾到汉语的称谓习惯。
此外，不同语言还有不同的社交规范、礼貌标准和禁忌，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的规约。许多学者（如Wierzbicka, 1985; Mey, 1993; House, 1998）都曾指出，礼貌这一概念具有相对性，不同语言表达礼貌的规范和方式不尽相同。因此，在翻译时我们需要考虑到译入语的礼貌规范，避免使用侮辱、轻慢译文读者的表达方式。这说明，在翻译过程中，有时礼貌重于精确。译者应该尊重译文读者的感情和期待，在译文中可以考虑忽略或者替换某个对译文读者不礼貌的表达式或禁忌语（Baker, 1992）。跨文化语用对比研究也证明，不同语言文化传达和推理含义的方式也不尽一致。因此，我们在翻译理解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结合交际情景和原文的文化背景、推理习惯来理解原文意义，在重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译入语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读者的推理习惯来重构原作者的意图。 
文化和语用对比研究的成果对翻译界长期以来存在着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很有启发。如果我们不顾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在规约表达式上的差异，不顾译入语的文化语境和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而把原文的一切信息都直译到译文之中，那么必然会导致原文含义的丧失或者传达出原文没有的含义，最终导致译文读者对原作意欲传达的含义不解、异解或曲解。作为译者，我们应当警惕这种直译带来的危害。为此，我们提倡语用等效（pragmatic equivalence）来解决这种跨文化交际问题（何自然， 1994，1997；Baker，1992）。根据何自然（1994）的观点，语用等效指原作和译作在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两个层面上所达到的达到等值效果（equivalent effect）。语用语言等效指的是在理解原作的语言信息的明示意义（explicit meaning）和暗含意义（implicit meaning）的基础上将它们完全复制到译作中。暗含意义以及说话人的真实意图的识别对理解和翻译都非常重要（另见张新红，1998）。话语的真实含义经常与话语的字面意义或直接用意相异甚至相反，例如疑问句式并不总是表示疑问，有时可以表示请求或者命令；“吃过早饭了吗？”的真实含义可能并不是想请人吃早饭，而只是汉语环境里打招呼问好的一种方式。因此，在翻译的重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选用适合于译文语言环境的表达式来再现原作者的真实意图，确保读者对原作者的真实意图的正确把握和识别。下面的例子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4）争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此例引自程镇球（1994））
这句话曾经被译成了“For a good harvest both in sports and morals”。且不说“丰收”的译法太拘泥于汉语原文的字面搭配，“精神文明”在这里被译成了“morals”，该词的含义是standards of behaviour, esp. in matters of sex，这肯定不是原口号设计者的本意。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也许不难理解，但是译文却没能准确传达该含义，导致产生了原文没有的含义。如果我们把它译成“For better athletic records and sportsmanship”可能会更准确。 
社交语用等效指社会文化层次上的等效，这一层次的等效比较难实现，要求译者对翻译所涉及的两种文化有深入的了解。译者在翻译之前需要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状况和对某一文化现象或意境进行评估。如果译文读者对该现象不熟悉，译者可以考虑用译文读者熟悉的现象或意境替换原文的现象、意境，或者省去原文的形象，代之以该表达式的含义。如果译者认为译文读者熟悉该形象，或者至少可以通过译作提供的语境理解该形象，那么他就可以采取直译的手段保留该形象或意境。 
请看下例： (5) 她认为离开了办公大楼，离开了政工部门，就是离开了政治，就听不到那些闲言碎语，谁知是离开了咸菜缸又跳进了萝卜窖。（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 
这里的“咸菜缸”和“萝卜窖”都是中国文化的特有表达方式，其语用含义或意图跟这两个形象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在译文中加上这两个形象表达可能会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甚至导致误解，导致原文没有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考虑省去原文形象，只传达原文的含义“越来越糟”（from bad to worse）。 
在译文处理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通过直译加注的方式保留原文的形象表达。注释的方式有几种，可以是脚注，可以是尾注，也可以是文中插入注释，但这几种注释方式都会打断译文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增加过多的处理努力。更好的办法是在该形象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说明该形象的一般性词语，这样既可以保留原文形象，又不会打断读者阅读的流畅性，还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该形象。
例如： (6) 《反对党八股》 
可以想象，如果在译文中保留原文形象，把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标题译成“Oppose Eight-Legged Essay”，不会有多少英文读者明白这八条腿的文章所指何物，给他们的阅读和认知增加了无谓的负担。不如只译它的含义“Oppose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来得更容易。
5. 结语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国内有些学者对归化的讨论有时过于抽象、过分概括。完全归化的译文当然要不得，是意译的极端和翻译的歧路，但是在恰当的语境中为了方便译文读者理解而采用一些译文语言中的形象替换原文形象或者采用该形象表达的一般意义或含义的做法是合理的，有其存在的理据。如果一味地照搬原文形象和表达方式，完全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和差异，就会因为给读者提供了太多的新信息，从而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阅读负担，导致读者对译文失去兴趣或者不理解，导致交际失败。从交际的效果来看，这样不仅不能丰富祖国的语言，反而会失去读者，实现不了交际目的及译文的社会价值。这种译作的失误之处就在于它没有提供或者错误假设译作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联，因而无法成功地示意原作者的交际意图。我们认为，这种不顾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差别的照搬形象式译法在翻译实践中应当尽量避免。翻译无非是追求一个“信”字，至于达到译文对原文忠实的手段，我们认为不必追求千篇一律，统以直译或意译论之。其中最主要的参照标准就是译者对译文读者和译文语言文化环境的正确评估和认识，对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差异的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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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r, M.,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Chen, Xinren, 1999. The pragmatics of interactional overinformativeness. PhD dissert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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