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书籍市场。其中有多少中国文学能翻译成外文出版？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生态如何？8月15日举行的第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世界各主要语种翻译家谈中国文学翻译现状。

  德语翻译家：

  中国科幻小说成了上升的国际明星

  生在德语区国家的奥地利翻译家科内莉亚提供了一组数据：截止到2014年，中文德译本总共只有380种在德国出版（不包括课本及专业书），覆盖了中国各个朝代的诗歌和经典书籍。

  “在小说方面，只有47位作家的作品被翻译。”科内莉亚介绍说，这些书的主题，三分之一是爱情、婚姻和家庭，三分之一涉及社会和政治历史，其余20%是神话、童话，另20%是漫画。2014年以前，奇幻、科幻、犯罪小说方面的书几乎没有。

  一边是中国巨大的文学市场，一边是在德国稀少的翻译市场占有率。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有其历史原因。但令科内莉亚感到疑惑的是，到了21世纪，为什么中国文学在德语文学市场依然微不足道呢？

  通过详细调查，她找到几点原因：首先，把中文书籍翻译成德语比较贵。翻译一本书花费15000欧元并不少见，但是往往只能卖出3000册；其次，德国出版商认为，中国作家出国旅行较少，因此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不高，人脉关系不够；同时，德国出版界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缺乏了解，不懂中文，所以往往无法鉴赏评估要翻译的中文书。

  “好在，现在中国有一群处在上升期的作家，渐渐被国际社会所关注。”科内莉亚注意到，2013年，美国纽约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全球成功，并得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赞赏。在德国，一个新的文学杂志刊物创刊，完全是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在她看来，“中国科幻小说成为了上升的国际明星。”

  科内莉亚说，国际文学市场其实就是被一些大腕支撑，他们跨越各种文化边界找到读者，名扬四海，成为品牌。“他们可能是一个人，例如村上春树；也可能是一群人，如瑞典的犯罪小说作家们，由此形成独特的文学品牌。所有人都爱这种爱与被爱、生死起伏的普世作品。”

  在德国汉学家郝慕天看来，除了中国的刘慈欣外，莫言在德国也已成为“品牌”。他说，早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前，作品《红高粱家族》便被张艺谋拍成《红高粱》并斩获1987年柏林金熊奖，莫言因此在德国声名鹊起。在德国，有很大一批人一直都很狂热崇拜这部电影，过了一二十年依然如此，许多电影院办回顾影展，都想邀请莫言参加。“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德国出版商趁着这一热点翻译莫言的作品。有的甚至要出版莫言所有的作品，展示一位国际性的、绝对一流的作家。他们还准备花大价钱邀请莫言做读者旅行活动。”

  俄语翻译家：

  汉语热升温助推中国文学翻译发展

  对文学稍有涉猎的国内读者，都知道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俄罗斯文学在国内的影响力可见一斑。那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呢？

  俄罗斯翻译家林雅静曾在上课时问学生们：“你们读过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喜欢哪些书？”学生十有八九会说没读过，即便读过，也只是几个华裔华侨的作品。问他们有没有人读过莫言、贾平凹、余华，回答一般也是“没有，太难！”林雅静说，对俄罗斯受过教育的读者而言，中国文学是“阳春白雪”的存在，连文学家和批评家都不太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

  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翻译家数量以及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在不断攀升。汉学家罗季奥诺夫博士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他所在的东亚系，是俄罗斯译介中国文学的重镇。此次参加研讨会，他详细梳理了近二十五年来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翻译变化趋势。他说，1992年到现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在俄罗斯的译介经历了三个阶段：1992年至2001年，2002年至2009年，2010年至今。第一阶段期间，俄罗斯只翻译出版了4部中国现当代小说集，参加翻译工作的有10位专家，其中有学者身份的占7位，翻译水平都很高。对这一时段的译者而言，文学翻译没有任何经济好处，有时译者不仅没收到多少报酬，甚至还投入自己的经费或靠各种关系自助出版。这一阶段翻译队伍和活动的特点是：汉学家少，质量高，报酬低，翻译量小。第二阶段，俄罗斯翻译出版18本现当代文学文集，收入60位作家的133部小说。被翻译最多的是王蒙、冯骥才、贾平凹、张洁。他们的作品之所以翻译得最多，不只是因为写得好，而且也因为译者专门研究他们的创作。有40位专家参加翻译工作。其中37位有学者身份。这一时段的中国翻译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译者一般会得到较好的报酬，但文学翻译项目少，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没有一位专职的中国文学翻译。

  “2010年至今，大概出现了95位作家的167部新译本，由55位翻译家完成。其中29位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非学者身份的翻译家明显增多。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绝大部分译本后面有政府在资助。突出现象是，除了正规的翻译出版外，互联网上出现了不少人士发表的译作或对中国文学的评论。”罗季奥诺夫博士说，尤其是2013年启动的“中俄经典与现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总计推出一百部图书，大大推动中国文学的译介进程。

  他总结说，过去二十五年，俄罗斯中国文学翻译活动的总趋势是：翻译家队伍的人数从少到多，翻译量从小到大，出版方式由翻译家自己资助出版到获得较高的翻译费，从学术行为到完成国家订单。

  “苏联末期，全国只有七八所高校设汉语专业，到2009年增加到五十多所，会汉语的人数大量增加，高校汉学家的人数也大幅增长，汉语热不断升温。这些群体在有需要的时候，会转化为翻译队伍。”另一位俄罗斯翻译家科罗博娃不无担忧地说，老一辈学者型翻译家多已过世，年轻一代翻译家水平参差不齐，出现了一批不合格的译作。“但随着俄罗斯汉语热进一步升温，中俄两国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加强，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也会不断成熟和发展。”

  日语翻译家：

  中国畅销文学作品更容易翻过日本出版的高墙

  “谈到日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译介，不能不提到杂志《季刊中国现代小说》。该杂志是由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和爱好者创办的，以介绍中国当代小说为主的纯文学杂志。”在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等课程的饭塚容先生，从纯文学角度对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观察。

  据他统计，这本杂志从1987年5月到2005年7月的18年间，共翻译介绍了中国130多位作家的300多篇小说，“我觉得这本杂志最能反映日本汉学家选择中国文学的审美标准。”

  “中国的文学作品，除非是宣传得较好的畅销文学，否则再怎么好也很难成功出版日语翻译版。”日本翻译家泉京鹿女士说。她提及了自己在日本翻译中国文学“畅销书”的亲身经历：“为了说服日本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我们翻译人员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和资料，比如‘在中国上市后销量马上达到五十万册’等一目了然的销量信息，以及‘全球好多国家已经决定出版翻译本’等翻译信息。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品，没有这些客观易懂的数字和信息，也很难翻过日本出版这堵很厚很高的墙。”

  泉京鹿女士大学专业是日本文学，选择的第二外语是汉语。大学二年级时，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汉语短期留学班，首次前来中国。留学归来，她很想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阅读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于是去了东京市中心的大型书店。“书店里，中国翻译书的书架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很小的书架里大部分的书是古典文学。我没有遇到自己想要的书。”

  后来，她在日本的报纸《朝日新闻GLOBE》开设了一个名叫《从北京的书店》的专栏，连续十年介绍世界各地畅销书的栏目。每次介绍中国畅销书的时候，她和编辑部那边都收到不少的读者来信。这些信上说：“栏目上介绍的中国的书还没出日语版吗？”“非常想看日语版！”等等。

  “说实在的，我感到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的读者粉丝越来越多。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国的事情、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的喜怒哀乐的人确实越来越多。很多爱看中国文学作品的日本人去中国旅游，会选择到作品里面写的故事发生地，以及跟作家有缘的地点旅游。看到这种情形，我再次感受到更多中国作品翻译成日文后，所形成的文学的力量。我相信对于阅读这些作品并到访中国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文学能帮助他们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泉京鹿说。

  英语翻译家：

  希望帮助中国儿童文学被世人欣赏

  “作为一名英国大学教授，从实际角度看，翻译工作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蓝诗玲女士说。

  蓝诗玲在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担任教授职务。“我们的学院和政府在评估我们的研究内容时，译文发表远不如专题、研究类论文受重视。”

  蓝诗玲的话，得到了美国明德大学中文系教授穆润陶的回应。他说，在美国一个学者的学术之路，从助教、副教授到教授，翻译作品并不被看重。“我将翻译项目当作学术计划申报给学校时，负责人通过时往往会说：‘好啊，你可以轻松一年了。’”

  即便如此，1994年起便在大学教书的穆润陶，几乎每年都开一两门中国当代文学课，找有英文译本的优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当作学生的阅读材料。蓝诗玲也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投身于与她所研究的中国历史文化相匹配的翻译工作。她发现，她所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包含了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识，对于一个历史学者而言，这些是无价的原始资料；同时，文学翻译也在文化交流中充当着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

  美国翻译家吴钧从事着他喜爱的儿童文学翻译工作。他翻译了中国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刘先平、沈石溪、杨红樱等人的作品。他说，孩子们能通过儿童文学的寓意来了解世界和理解万物，以及学会怎么正确地应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当一个孩子接触到不同国家的文明，且明白不同国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道理和逻辑时，他会变得更加包容。

  “但我注意到，美国学校的课本里没有中国的故事，孩子们很难接触到极有价值的中国文化。我就想为美国孩子填补这个空缺，尽可能地把中国好的理念和价值译介过来，帮助中国儿童文学走出中国并被世人欣赏。”吴钧说。

——选自：乐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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