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对外交流全仗翻译，所以，翻译对文化交流亦有不可估量之贡献。纵观我国文学翻译论，林纾自拔头筹。但事实上文化交流是于互动意义上显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如此，考察欧洲西方对东方接受，尤其是中国文化播传德国之过程，思想翻译固然重要，更具实证意义。这是乐文翻译所认为的。

  库恩是西方最早的《红楼梦》译者，该译本的文化影响甚大，曾经多次重印，并被转译为英、意、荷等其他语种。除此，还有《金瓶梅》、《水浒》等无数中国文学名著所构建的库恩德译“中国文学”。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世界空间是由具体的“外语中国”构成的，没有某一语种的“中国文化”馆藏，就很难有具体外国的“中国文化”;同样，当近代西学东渐之际，以文学论，“林译名著”是一个极具号召力的标志。后来新文化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周氏兄弟等，都曾回忆过林译名著给予他们潜移默化之影响。相比较严译名著主要集中在思想学术方面，林纾不通外文，但却能借生花妙笔与口译之助，构筑起外国文学汉语世界的“林译殿堂”。

  林纾本不谙外文，宛如“盲人摸象”，却列身于现代中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家行列，说起也有偶然性。当年林纾新鳏，心情不愉，坚拒名妓的青眼有加后，为驱孤寂，与福州船政学堂的诸君来往颇密，如魏瀚、高而谦、王子仁(寿昌)等，他们都曾留欧，所以无形中帮林纾打开了面向西方的另一只眼。朋友郑叔恭为他在巴黎代购了法文原版的《拿破仑第一全传》与《俾斯麦全传》，他对传主兴趣极大，但不通外文，只能望洋兴叹;求之友人翻译，终难快意过瘾。最后，以王子仁口述、林纾文言笔述的方式进行合作，再加魏瀚的鼎力相助，终获成功。

  还有，幸遇《茶花女》这样契合林纾当时心境的书，引发其全身心的情感投入，乃至“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丈夫。”(见孔庆茂：《林纾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正因如此他才能“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由此开端，译出《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名著，以达“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的目的。

  若每一个主要的外国语种，都能产生库恩这样的“中国文学”翻译家，那么中国文化的融入世界，就真的不再是“望梅止渴”之梦。而经由文学对中国的认知，则无疑更可让世人洞察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质，所谓“中国威胁论”自然也就会烟消云散。设若在这两个方面，我们则内可“自固根本”，外亦可“游刃有余”，由此中国思想的原创性也就水到渠成。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出现，也就为时不远，撒切尔夫人冷嘲中国是只出口物质产品的“大国”类言论，自然不足为虑了。

——选自：乐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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