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文诗歌的时候，非常注意原文的形式和节奏。可是无论多么熟练的翻译家也不会把传统的绝句或者律诗的诗律译成外文。翻译家面对的问题很多：四声在绝句和律诗所起的作用很重要。

因为外文没有声调，中国近体诗的平仄的对比，当然没有办法译成外文。古代的汉语是一个单音节的语言。

因此，每行的停顿有一定的位置。（五言绝句中，在每行第二个音节后；七言绝句，每行有两个停顿，在第二个音节之后，有一个比较短的停顿，在第四个音节之后，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那种规律的格式当然也译不过来。律诗里头那非常精美的对偶句也不容易译成外文。

乐文翻译，杜甫的“蝉声集古寺，鸟影渡寒塘”你只能译成“A cikada’s sound gathers in the old temple, a bird’s shadow crosses the cold pond”。这段译文当然“对不起”杜甫的原文。

以翻译的经验，词和散曲比较容易译成外文。平仄的对比当然译不出来，可是长短句的节奏还是比较容易模仿的。 把中国非常整齐的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译成外文的时候，简直没有办法反映原文的结构和节奏。

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兼翻译家阿瑟·韦利翻译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的时候，用一种托马斯·艾略特和E.庞德都很欣赏的节奏。这种节奏很像英国诗人 Hopkins所爱用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中，译文用一个重读的音节来相配每一个中文的音节。

译文重读的音节之间会出现一个或者几个轻音节。因此，译文的句子比原文的句子常常长得多：“十五从军征”可以译成英文的“At the age of fifteen I followed the armya’field”。同样的可以把“少小离家，老大回”译成“As a very young boy I left my home, as a very old man I return”。

七言古诗的一个句子能容纳三个字句 ，因此这个形式应该算是史诗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记得1986年在上海金山一个座谈会上跟四川诗人流沙河谈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学没有史诗？这个问题一直非常惊讶。

——选自：乐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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