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祖父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先后翻译了《蒂博一家》、《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悲惨世界》、《茶花女》等书，今年傅雷翻译奖获得者之一。乐文翻译整理了一资料:

 

  人生被荒废了10年

 

  记者：您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就赶上“文革”，那时还能搞法国文学研究吗?

 

  郑克鲁：根本没法搞，等于是停顿了10年。我在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时，就被下到农村搞了两期“四清”，总共去了七八个月，第一次在通县，还近一点，第二次在安徽寿县，外国文学所所长冯至先生亲自带队，他在大队部工作，我们被下到各生产队，研究工作完全中断，你说我们能搞什么啊?其实弄了半天，就是人整人那一套，把原来的干部全免掉，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记者：毕业后的情况如何?

 

  郑克鲁：还是搞不了研究，1969年到1970年，我们又被“一锅端”去了河南信阳，前半年在农村种田，抓所谓的“五一六分子”，“林彪事件”后，运动停止了，我们从农民家改搬到了军营里住，后来就回京了。

 

  记者：您那时怎么想这些事呢?

 

  郑克鲁：哪里敢想什么，觉得就应该这样，我还算是幸运的，回来后，虽然研究停止了，可图书馆还在，还是读了不少书。

 

  年轻人都喜欢法国小说

 

  北京晨报：您当年为什么喜欢看法国小说?

 

  郑克鲁：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年轻人都喜欢法国小说，因为写的都是偷情、美女之类的故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大家当然更爱看法国小说了，觉得德国小说、英国小说太死板，没法国小说好玩。你看《红与黑》中的于连，找了好几个美女，莫泊桑的《俊友》，也有好多美女，类似的故事左拉也写了很多，而这样的故事美国文学中很少，所以不吸引人。

 

  记者：经过“文革”这一番折腾，您何时又捡起法国文学了?

 

  郑克鲁：1971年到1976年，社科院搞法国文学史，我参与其中，这几年看了许多书，巴尔扎克的作品我读了90%，便随手翻译了他的一个短篇《长寿药水》，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后，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一方面是在“文革”期间，我一直没间断学习，水平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做了几年研究工作，再做翻译，视野不同。以后出版社知道我了，来约我翻译，而我也喜欢做翻译，就答应了。

 

  当年翻译一个中篇顶半年工资

 

  记者：在中国，既做研究又做翻译的翻译家很少，您是不多见的一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郑克鲁：我已经翻译了一千万字左右，专业研究也写了三四百万字，研究和翻译确实不太一样，一般来说，研究人员不太喜欢做翻译，而搞翻译的也不太愿做研究，有的书稿翻出来了，前面要加一个1-2万字的序言，翻译往往会拖上很长时间，有这工夫，能翻好几万字了，白白损失了好多稿费，所以他们不爱写，写出来了，也多是介绍性的，不太去分析作品。

 

  记者：当时翻译一本书大概能赚多少钱?

 

  郑克鲁：当年比今天还是高多了，千字7元钱，一个中篇能赚420元，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所以大家都爱干，相对价值比今天要高100多倍吧，其实这比当初还算低的，我听说，水夫先生当年翻译《青年近卫军》时，用稿费在北京买了一座四合院，放在现在，普通人恐怕几辈子也买不起。

 

  现在翻译的稿费太低了

 

  北京晨报：为什么后来翻译的稿费变得这么低了呢?

 

  郑克鲁：主要是“文革”时期被压低的，当时对知识分子有看法，觉得有钱了就不好好接受改造了。以后这个标准就没怎么变过。其实毛主席本人也很爱看翻译小说，他对《红与黑》的评价还挺高，这是我没想到的事。

 

  记者：市场化以后，翻译的稿费似乎也没怎么增加。

 

  郑克鲁：这是市场决定的，今天翻译作品的销售情况不太乐观，今天年轻人没工夫看小说，看也是看网络小说，在我看来，网络小说大多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因为那种写作没艺术性可言，只是满足一下人们的好奇心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因为它们并不真实。相反，经典性作品过许多年，人们还会看它，比如《红与黑》，不同年龄看，感受完全不一样。

 

  我只翻译一流作品

 

  记者：您先后翻译过《悲惨世界》、《茶花女》、《魔沼》等，您为何选择这些书?

 

  郑克鲁：我翻译很少是自己决定的，都是出版单位推荐的，因为涉及版权问题，但我年龄大了，只想翻译一流作品。有出版社想让我重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我没同意，因为它在法国算不上一流作品，在中国的评价更高，此外罗曼·罗兰的东西不好译，加上傅雷先生原来的译本也还可以。出版社又向我提出重译《悲惨世界》，我觉得有发挥空间，就答应了。

 

  记者：您如何开始翻译《第二性》的呢?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女权主义作品比较偏激，您能接受吗?

 

  郑克鲁：这是一本经典的理论著作，有存在的价值。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把女权主义延伸为女性主义，此前女权主义关注选举权等，而这本书更多关注女人是怎么来的之类问题，扩展了视野。作者也同意女性有自身的弱点，比如历史上女性中基本没出现过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学者，即使有女王，使用的也是男人的法律，这些观点还是辩证唯物的，不能完全否定，当然作者不赞成结婚，这就有点没道理了。

 

  重心转到经济上可以理解

 

  记者：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今天读者对翻译作品似乎不那么关注了，您怎么看?

 

  郑克鲁：因为社会重心转到经济上了，这可以理解，文学当然没有经济重要，它逐渐回到应有的位置上，应该说，现在每年出的翻译作品更多了，翻译的总量增加了，当然。“文革”后一段时间，一本书可能出个上百万册，现在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但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有的事，当时人们看到多年被禁止的书出版了，感到很振奋，现在再好的书，大家也不觉得那么吸引人了，况且如今好小说确实也不多，全世界每年新出的小说怎么也有1万种，其实好的没几本，读者当然不爱看，就算得奖了也没人关注。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年火爆的景象一去不返?

 

  郑克鲁：也就这样了，个别书可能会热一热，但热度很有限，比如《第二性》，可能比一般书卖得多一些，但也别指望太高。从翻译的角度看，“好矿”基本挖空了，当然，西方还有一些好东西，也许算不上一流，但算二流应该没问题，作为文化积累，应该翻译过来，可大家不敢翻，因为出版社担心卖不动，毕竟知名度不那么高，西方19世纪下半叶有一些短篇还是很不错的，都是上文学史的作品，我也推荐过一些，可出版社没反应，现在都讲经济效益，我也没办法。

 

  许多好东西读者不买账

 

  记者：出版社恐怕也有难言之隐。

 

  郑克鲁：就是啊，有些好作品翻了过来，可市场反应不热烈，你也没办法，比如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国内翻译了10年，终于完成，可媒体上介绍了两句，也没引起什么反响，过去也就过去了，其实这些书都是很有用的，可读者就是不买账。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将来想成为翻译家会越来越难?

 

  郑克鲁：也许吧，当年的需求没有了，经典的东西基本也都翻译过来了，也没什么太大的经典了，以后恐怕也就是各行看各行的书，大家对文学作品的关注可能越来越少。

 

  记者：那么，将来会不会再也没有翻译家了?

 

  郑克鲁：今后还会有翻译家，他们不会消失，毕竟还有那么多好东西没有翻过来，许多与《第二性》水平相当的书，我们一直还没有翻。

 

  翻译事业需要国家支持

 

  记者：以这两年颇有影响的“短经典”来说，据我所知，都是一些真正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完成的，对此您有些什么建议?

 

  郑克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情况也就这样了。翻译事业需要国家的支持，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加强翻译工作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可现在没人想到这一点，这就没办法，许多基础建设项目都是不赚钱的，甚至暂时是亏本的，国家也会投入，如果能拿出很少一小部分给翻译工作，问题就全解决了。

 

  记者：也许翻译工作者当上了领导，这些想法会得到落实。

 

  郑克鲁：那也不能太乐观，当了领导就去想领导的事了，未必再想翻译的事，社会变化这么快，将来的事谁能知道。

 

——选自：乐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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