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几岁爱上翻译，70多年已往，什么样的逻辑能解构老老师的学术生活？

 

  96岁的北大传授许渊冲怎么没想到，本身忽然之间成了网红。

 

  自《开学第一课》节目播出后，央视主持人董卿采访老先生的文章在朋侪圈刷了屏。让北大学子颇有些不平的是：人们更多点赞董卿的“三跪”，却多少荒凉了这位父老的学问。

 

  初秋的一个周末，北大畅春园的一栋小楼里，我们有缘走近许先生。

 

  这是一套大略的小两居，水泥地面，随处堆的是东西，逼仄的门厅迎来我们几个外人，顿时无法驻足，只能赶紧把自己塞进小床对面的沙发上。正忸怩地想着还没能跟许先生自我先容呢，老先生已经拿着打印好的文章，愤怒地说开了。

 

  没想到我们的采访竟是从一个不舒畅的话题开始的。克日，许先生得知有人在网上诋毁他的“英文不外关”，乃至质疑他“抄袭”。从不上网的老人震动之余甚为愤慨，一个半小时的访谈，许先生不停回到这个话题，不时诘责：网络就可以不负责任颠三倒四、不加核实污蔑别人吗？

 

  我无法向老人报告我们所处的网络期间。在秋季午后的燥热中，老人背后斑驳的墙壁，泛出古老的汗青感。北大30多年，就是在这间陋室，许先生翻译了上百本中英法文经典，成为“诗译英法唯一人”，2010年得到“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绩奖”，2014年摘取翻译界最高奖项——国际译联“北极光”良好文学翻译奖。120部中英法文译著，码成我们死后书架上声势赫赫的学术领土。

 

  自十几岁爱上翻译，70多年过去，什么样的逻辑能解构老先生的学术生涯？那些网上的“质疑”和“推断”，又有多少“证据”可以摧毁如许的日积月累？

 

  “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没有什么金科玉律是不能冲破的”

 

  人物工作室：我看到书架上，有杨振宁先生捧读您《莎士比亚》译著的照片，听说他对您的翻译挺欣赏？另有当年您的老师钱钟书，是否也跟您讨论过翻译的方法？许多人说，你在翻译上打破了很多框框，您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形成自己“传情达意”的翻译风格的？

 

  许渊冲：20世纪英国墨客艾略特说过，一个艺术家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为了更高的代价而做出自我捐躯。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也说过，发现前人的缺点并凌驾他们，就是突破。我这一生，先是不断逾越自我，学习别人，进步自己，末了做到超越前人，攀缘高峰。

 

  过去这96年，假如按照但丁《神曲》的分法，可以分为《芳华》（1921-1950）《炼狱》（1951-1980）和《新生》（1980——）三部曲。概括起来说，五十年代教英法，八十年代译唐宋，九十年代传风骚，二十一世纪攀顶峰。也就是说50年代从前，根本是学习继续时期，同时留意前人的弱点，预备超越。80年代以前是改造时期，浪费了我生掷中的黄金时代。1980年以后才开始我的超越时期，成了“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

 

杨振宁与许渊冲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对许渊冲的翻译比较赞赏。

 

  固然我得了不少奖，但从过去到如今，翻译界对我的争论从来没有制止过。这种争论，只要是差别流派之间的合法学术讨论，我都很接待。只要是提出建立性意见的，我都采取。但有的人根本不懂翻译，说的都是无稽之谈。谁人责怪我“抄袭”的人，说我的翻译是抄自外国人罗兰的，但是这个翻译根本就是我当年的老师方重教授的作品，他出书之后给我看，我说您翻的这个好是好，但是不押韵，我就修改了一下，最后的效果是方重教授是以为我翻译得好。我觉得自己的翻译是寻求鲁迅说的：意美，音美，形美。

 

  我在翻译上打破了很多框框，对此国内有些争议，以为我的翻译与原诗差异较大，意译的身分较多。按照他们的观点，老实原文逐字翻译最好，翻欠好也不要紧。但我认为，翻译的忠实不但要忠实于情势，更要忠实于内容。内容形式同一时，我不脱离形式；内容形式抵牾时，我选择内容。如果我的表达形式比逐字翻译的形式更能转达原文的内容，那我会选择我的表达方式。

 

  我的翻译理念，也是渐渐形成的。上个世纪三十年，翻译作品盛行天下，鲁迅的直译很为进步作家所担当，对我影响很大。但我读了直译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不喜好。我喜欢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笑剧，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小说，好比朱译的罗米欧和朱丽叶，最后两句“古往今来多少聚散悲欢，谁曾见这样的哀怨酸楚？”险些可以说是赛过了原文（原文直译：世界上的恋情没有比得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句“江声浩大，自屋后升起”，影响之大，也可以说不在原作之下。从前人的实践来看，我认为直译不快意译。

 

  西南联大第一个开《翻译》课的是吴宓先生，1939年暑假我听过吴先生讲翻译。大意是，翻译要通过征象见本质，通过笔墨见意义。不能译词而不译意。其时我听了非常认同。我觉得吴先生的译论与鲁迅先生的不同，而我更心仪前者。根据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译可译，非直译”。

 

  除了吴先生外，钱钟书先生提出翻译的“化境”，对我也有影响。他在《林抒的翻译》一文中说，“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事，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大概性。”上面说的朱译和傅译就阐明白这种可能。但并不是说译者文笔优于作者，而是说“归宿语言”（译语）的历史比“出发语言”（源语）更久长，内容更丰富，具有一种上风，而译者充实发挥了这种优势，就使译文胜过原文了。钱先生在给我的英文信中说，“你固然知道罗伯特·弗洛斯德不容分说地给诗下的界说：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我倒倾向于同意他的见解，无色玻璃的翻译会冒犯诗，有色玻璃的翻译又会得罪译”。

 

  在我看来，无色玻璃的翻译重在求真，有色玻璃的翻译重在求美，但是翻译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钱先生衡量之后，认为与其得罪译，宁肯得罪诗。以是他为了求真，宁可牺牲美，他认为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比有色玻璃般的更忠实于原文。我却认为一样寻常来说，文学作品是主观的作者所写的客观实际，无论作者怎么求真，主客观之间总有肯定的间隔；译者主观翻译的时候，无论怎样积极，和客观的原作又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不一定大于作者和现实之间的距离。由于译语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不一定比源语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大，这就使译文有可能比原文更忠实于客观现实。其次，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既真又美，译文如果只求其真而不求其美，能算是忠于原文吗？

钱钟书

 

  人物工作室：听说1999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的10位教授，提名您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评委给您复书，称您的翻译是“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样本”。您回信说，诺奖一年一个，唐诗宋词传播千年。您是如何有这份底气和自大的？

 

  许渊冲：诺贝尔奖只说明评委那十几个人喜欢这个作品，我不把这个看得很高。如果读者看了我的书觉得人生更优美，我觉得更故意义。

 

  记得西南联大期间，我读朱光潜先生的书。他讲孔子《论语》第二章“从心所欲，不逾矩”时说，这也是统统艺术的成熟地步。应用到文学翻译上来，“从心所欲”就是可以自由选择最好的表达方式，“不逾矩”就是不违背客观规律。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悲观的，前者高于后者。中国译论主张只要不违反客观规律，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表达方式。所以是积极的。西方对等论主张对等的翻译原则，实用于中西文学翻译，由于中西语文只有一半可以对等。

 

  比如法国名著《红与黑》中，市长用高傲的口吻说了一句话 J’aime l’ombre 对等论译成：我喜欢树荫。优势论者译成：大树底下好纳凉。前者品评后者不忠实，不符合对等原则，因为原文并没有“好乘凉”的字样。后者批评前者只忠实于原文的词，而不忠实于原文的句。因为市长是用高傲口气说这句话的，对等的译文有什么高傲的口气呢？“大树底下好乘凉”则是市长把自己比作大树，可以保护各人，这才可以显出市长的高傲。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能打破的”，这是中国译论高于西方译论的一个缘故原由，也是我在翻译中对峙“意美、音美、形美”的原因。

 

  当然这种翻译方法，至今仍有争议，但我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一点也得到承认，我翻译的《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英美文学范畴的一座高峰”，《西厢记》被英国聪明女神出版社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我翻译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中外名著，是第一个获得“北极光”奖的亚洲人，我把这个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也是对我的翻译方法的肯定。我认为，文学创作是创造美，而文学翻译则是为全世界创造美。就文学翻译而言，求真是低尺度，求美是高标准。

 

  “要是李白活到当世，也懂英文，必和许渊冲是知己”

 

  人物工作室：您说过您做翻译，是要让中国的美成为世界的美。但要让世界明白这份“美”，必要只管弥合中西方文化的表达差别，您可否说说在翻译中，如何努力消除文化的差异和隔阂？

 

  许渊冲：中国诗词每每意在言外，英诗却是言尽意穷。中诗意大于言，英诗意即是言。如果言是一加一，意是二，那英诗就是1+1=2；而中诗却可能是1+1=3。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这句诗，如果只表现春蚕到死才不吐丝，那就是1+1=2；如还表示相思到死才罢休，那就是1+1=3；如还表示写诗要写到死，那就是1+1=4了。更别说“丝”与“思”通这种奥妙，又该如何向西方人通报？将博大博识的中国文化以最准确、最精美的方式传递给世界大众，何其难也。

 

  比如，唐代李白的《静夜思》，中国人看到又圆又明的玉轮，就能想到故乡。外国人没有这种文化配景，他怎么可能明确呢？如果按字翻译成，向上望看到月亮，低下头想到故乡。外国人肯定想中国人写的这到底是啥玩意，这都能叫做诗？我翻译时，把月光比作了水，英文译成“月光豁亮如水（a pool of light），陶醉在乡愁中思乡的人（drowned in homesickness）”。用水把月亮和乡愁接洽起来，文字上又有英语的优美，他们就明白了。 1987年，我的英译《李白诗选一百首》出版，钱钟书先生的评价是，要是李白活到当世，也懂英文，必和许渊冲是知己。

 

  叶公超先生在他的《散文集》中引用了艾略特的话：“一个人写诗，一定要体现文化的素质，如果只表现个人才华，结果一定很有限。”实在翻译也是一样的，终极表现的是文化素质。两种拼音文字可以对等翻译，但与汉语就无法对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现实上是咕咕声，但我们的古人认为缄口音不好听，改成加一个元音的开口音。外国人如何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干脆翻译成了“关关”。而我的翻译是咕咕，鸟啼声，与《诗经》原意契合。翻译其实就是要领导不同民族的人穿越文化停滞，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不仅“知之”懂得其真，而且“好之”发现其善，最好是“乐之”感受其美。如果把“千山鸟飞绝”翻译成“一千座山”，把“人闲桂花落”翻译成“懒懒的人”，如何能体现天地之间纤尘不染的那种孤独沉寂、以及花着花落听之任之的那份闲情逸致？

 

  中文诗歌的意蕴太复杂了，一首诗几乎都有多重意思，外国人很难理解的。比如《诗经 采薇》中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直被认为是《诗经》中最美的诗句，应该如何翻译才气完备传递这种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过，一切景语都是情语。“依依”不光是写杨柳飘荡之景，更是写依依不舍的征人之情；“霏霏”不但是写雪花飞舞之景，更是写征人啼饥号寒之情。如果就按照字面翻译，达意而不传情，只能算是译了一半，这种时候传情甚至比达意还要紧张。我翻译时，就译成：When I left here/Willows shed tear / I co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 因为英文的“垂柳”是 weeping willow（垂泪的杨柳），所以译文说杨柳堕泪，既写了垂柳之景，又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雨雪霏霏，英译说大雪压弯了树枝，既写了雪景，雪压树枝又可以使人遐想到战役的劳苦压弯了征人的腰肢。

 

  与西方语言内容等形式不同，中文其实是内容大于形式的。现在中国翻译对等论盛行，这也是中国文化走不出去的原因之一。包罗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在内的西方文字之间有90%可以对等，相互翻译很轻易。但中文不同，中文与英文的对等率不到50%，也就是说不对等的大部门就需要翻译来做工作，翻译后要不比原文差。中英翻译比英法翻译要难一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翻译界，英国人法国人拿一个大奖，不是什么难事，但亚洲人很难。所以我提出的翻译理论，不是对等论，而是优势论。要想不比原文差，就要往深处想、往中国文化的内在和优势上想。

 

 

  人物工作室：诗经论语之妙，唐诗宋词之美，是否不止体现为文学之美，也是一种东方之道，是中国社会民气政治的写照，因此西方理解中国，也需要从这些入手？能不能举例说说，翻译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影响。

 

  许渊冲：杨振宁是我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他在为我的回想录英文版写的一篇序言中讲到，当年艾略特来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奥本海默在举行招待会时对艾略特说：“在物理方面，我们想法表明以前大家不理解的现象。在诗歌方面，你们设法形貌大家早就理解的东西。”我的看法却是，科学研究的是一加一等于二，艺术研究的是一加一大于二。艺术本就意蕴无穷，中国又讲求“文以载道”，古典诗词曲赋中，隐蔽着中国文化和哲学。这些方面，外国人未必可以大概理解，需要我们在翻译时将这种哲学加以出现。

 

  我曾翻译过《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一定想不到他的这首诗，一千多年后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奥巴马提出医保议案时，民主党同意，共和党反对，反对票超过赞成票。我在美国的儿子将《江雪》译文E-mail给奥巴马总统和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这位参议员原来反对医保议案，读完《江雪》之后，非常欣赏老渔翁狷介独立的精力，做出了独立于党派之外的选择，改投了赞成票，结果赞成票超出7票。奥巴马专门寄信给我儿子，表达感谢。你看这就是中国古诗的魅力，可以穿越时空，超过文化。按字翻译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我的翻译方法的利益。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最关键的就是翻译，翻译精确，打破文化隔阂，能让人看到我们真恰好的东西。我照旧那个观点，翻译不是只翻译形式，而是要翻译内容；文学翻译要酿成翻译文学，因为文学翻译自己就是文学。

奥巴马的书信。

 

  “我是一个享乐主义者”

 

  人物工作室：您曾经说过您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住在这样的陋室，过着简单的生存，还不时被人批评质疑，您依然觉得快乐吗？

 

  许渊冲：西南联大时，听冯友兰先生讲孟子。说，“从其大要者为大人，从其小体者为小人。大体就是头脑，小体就是欲望。谈到舍生取义，生是小体，义是大体”。当时我才20出头，当时就觉得讲得真好，听了才知道怎样做人。旁听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后，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离开了不自发的“天然境界”，但又觉得“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也不能说明自己的思想环境，就巧立款式，来了一个“爱好境界”，那就是得意其乐，兴趣使然。至今这种“兴趣境界”，依然是我的追求。工作如有兴趣，就有了内涵动力，如果动力成了热情，那就可以取得精彩的结果。如果热情到了入迷的田地，做出的成绩就会出人头地。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美是最高级的善，创造美是最高级的兴趣。大家享受美的生活，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所以创造美的事物，使人人过美好的生活，那自然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就是求真，这是客观需要；好之就是求善，善既是客观需要，又是主观需求。乐之就是求美，是主观需求。不求美并不会受到处罚或伤害。但进入了美的境界，无论是科学上，道德上还是艺术上，人都可以享受到一种精神上的乐趣。如论语中说的“发奋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孔子，大概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颜回，或“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 ，咏而归”的曾皙，都是自得其乐的例子。有人曾经问我如何看翻译这个别人看来寥寂的奇迹，我说翻译是和作者的魂魄交换，怎么会感到寂寞呢？我一生向着求美的标准努力，是典范的“享乐主义者”，怎么会觉得痛楚呢？

 

  人物工作室：西南联大是您最美好也最重要的履历。在那边，您碰到了自己一生的良师和良朋，何以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能造就出你们这样一批中英文俱佳、学贯中西的大家？

 

  许渊冲：我曾经在《联大与哈佛》一文中引用《纽约时报》网站2007年6月10日的报道说，为了听课来哈佛太傻了，想和地球上最智慧的人在一起，你就来哈佛。我增补说，联大可以说是超过哈佛，因为它不仅拥有当时地球上最聪明的头脑，还有全世界授课最好的教授。

 

  当时的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1923年在美国同康普顿互助研究X射线的散射，使康普顿在192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的研究结果被国际理论界称为“顾氏变数”；历史系陈寅恪是第一个通读德文马克思《资源论》的中国学者，提出“以诗证史”，代表联大一代大师风致。还有文学院的胡适、冯友兰、朱自清、沈从文，可谓群英集合。闻一多讲《诗经》、卞之琳讲《莎士比亚》，都有创建有新意。英文老师中，有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吴宓，“英文比英美大政治家还好”（胡适语）的叶公超，学贯中西的钱钟书等。能跟随这样多的名师，也是后代不比如的。

 

  在西南联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钱钟书先生。他能化平常为神奇，往往趣话惊人。比如他写了一篇《私见》的文章，说“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的娱乐”。静水流深，其味隽永，余音绕梁。当年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金岳霖译到“吃一堑，长一智”时，不知如何翻译是好，钱先生脱口而出：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原文只有对仗，具有形美；译文却不但有对仗，还押了韵，不但有形美，还有音美，真是妙译。厥后我译《毛泽东诗词》译到《西江月·井冈山》下半阕“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擎易举”时，就模拟钱先生译法，用双声叠韵来表达诗词的音美（Our ranks as firm as rock，Our wills form a new wall ）。

 

  我一生的抱负，就是让文学翻译成为翻译文学，努力化平凡为神奇，化真为美。我知道做到这一点很难，但一个人如果有一百句值得后世记着的句子，也就够了。我现在还是天天工作，翻译莎士比亚，昨晚到3点钟，本日7点就起床。可以说每天和古人打交道，跟莎士比亚打交道，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乐何如哉？

 

——选自：乐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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