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当侨居异国他乡的华裔家长为子女学习祖裔语言而伤透脑筋的时候，你或许有机会一睹白人小伙儿杜蕴德（Andrew Dawrant）讲汉语的风采。

 

杜蕴德活跃在多伦多华人社区的一些大型文娱活动的舞台上，当他以纯正的英语、普通话、广东话交叉主持节目时，你会惊叹他那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儿音绕耳，分外亲切；

 

他讲的广东话字正腔圆，不看其面，你准以为他是土生的“广东佬”。其实，他是地道的白人小伙子。

 

会讲标准普通话的西人不少，而同时能将普通话、广东话讲得如此地道的西人，在加拿大恐怕非杜蕴德莫属，也令一些从大洋彼岸来的操着各种汉语方言的华裔自愧弗如。

 

别看小杜在舞台上风趣潇洒地用你熟悉的乡音插科打诨，带给你思乡的慰籍，这可不是他的“正业”，舞台下他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的高级口译员，曾经为加拿大各级政府官员与中国官员会谈担任口译。

 

他更是克雷蒂安总理的“御用”中文翻译，几次随总理到访中国。二月九日，他又要陪同克雷蒂安总理率领三百多人的大型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

 

访问结束后他将离队，应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之邀在那里任教。当大陆的专业人士纷纷东渡太平洋，移居加拿大时，杜蕴德却逆行西下，到北京扎 “根儿”。

 

杜蕴德在多伦多十五年，前后居住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十天，但这里却留下了他太多的记忆和华人朋友，行前他依然难舍难离。他衷心希望透过这次采访，向关心他的华人朋友们道声“再见”。

 

采访是在他的华人大姐－佩珠家里进行的。介绍这位大姐时，他说：“来多伦多没多久就很‘不幸’地认识了孙佩珠，当时她担任多伦多大学春节文艺晚会的总策划。

 

她拉我做节目主持，多伦多的华人一下子就认识我了，以后一发不可收拾，类似的活动主办单位都请我去主持。或许大家都喜欢我这个讲汉语的白人，在华人的传统活动中为大家助兴吧。”

 

能将汉语说得如此流利的西人，确实让华人感到亲切。他形容自己学中文是种巧合，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

 

杜蕴德读高中二年级时，找了份放学后在一间小学当助教的学生工。当时，这间学校有很多刚从香港移民来的学生，他们还听不懂英文。

 

课堂上用广东话嬉闹捣乱的现象，可难坏了小老师杜蕴德。没办法用语言沟通，纵使你怀揣十八般武艺，也无济於事。

 

於是，从不愿服输的杜蕴德就向年龄稍大一点的学生学习广东话，他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怎样去“治服”那些不听话的学生。

 

短时间学会的几句广东话派上了大用场，小杜老师将那些不听话的学生管得“服服贴贴”的，他也由此对广东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买来课本，在家里装上了中文电视台，还给自己编排了一个探访学生家长的时间表。

 

今天走东家，明天访西家，利用探访学生家长的机会学习广东话。小杜说：“这些学生家长初到加拿大，语言、环境都不熟悉，生活很寂寞。我去陪他们讲话，他们自然开心，我的广东话也进步神速。”

 

广东话奇妙的发音，牵动着杜蕴德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学习广东话他象是着了魔。

 

於是，他买了张飞往香港的机票，利用暑假在香港青年会做义工，还是当“孩子王”。

 

学生家长们看到这么年轻的小伙子，一个人跑到香港学广东话，就将他请到家里住。

 

这下他可乐坏了，从九龙住到半山，住到山顶，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士。三个月时间他带的钱没花完，而广东话已练得“顶呱呱。”

 

从香港回来继续读高三，杜蕴德已经不在追念儿时的志向做职业魔术师，或是搞高能物理研究，他专情於汉语的学习。

 

升入大学，他选择在阿尔伯塔大学修读东亚研究专业。学校专为一些会说汉语方言，不会讲普通话的学生开了门“普通话”课程，他开始了正规的普通话学习。

 

选学这门课的一百多个学生中，杜蕴德是唯一的非华裔学生。他得意地说，“这门课要求懂汉语方言，不懂普通话，会写汉字，我相信外国人里不会有这样的‘怪才’。”

 

课余时他还参加了中国学生组织的戏剧社，语言优势使他很自然地融入华人的圈子。

 

普通话强化训练课程结束后，他和一些中国学者办了加拿大第一家普通话电台，利用大学的播音设备，每周日早上播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中文节目。

 

当时学校里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他们办的普通话电台节目很受欢迎。校园之外，杜蕴德还在当地的华人社区服务中心做一些公益工作，帮助不会讲英文的华人做翻译。

 

一九八\九年的春季，杜蕴德远赴中国黑龙江大学进修，当时社会不安宁，上了不到一个月的课程，杜蕴德被迫结束学业回国，但这次行程却改变了他的职业取向。

 

在温哥华到渥太华的飞机上，他结识了时任加拿大政府首席中文翻译杜玉涵，这位法裔翻译官在加中外交界享有盛名，他向杜蕴德介绍了专业翻译的苦与乐。相见恨晚的结识，使杜蕴德对专业翻译的工作萌生了极大的兴趣。

 

大学毕业，杜蕴德以漂亮的口语发音留在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普通话口语，一年的教书匠生活令他感觉这不是一生的追求所在，他还是难舍对翻译工作的兴趣。

 

一九九四年他报考了台湾辅仁大学翻译学硕士，成为第一个在两年内修完所有课程的学生，创造了这个学位的奇迹，拿到这个学位一般要四到五年的时间。从辅仁大学毕业后，杜蕴德正式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做口译员。

 

工作的特性，杜蕴德视去中国出差为家常便饭，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以省市自治区为划分的所有地方，包括台湾和香港。

 

“没有多少外国人能有我这样的机会。”言语间，杜蕴德为自己独特的经历颇为自豪。

 

他认为在中国最理想的居住地是北京，上海是市政建设最规范的城市，但他最喜欢的是西部地区。

 

他协助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在中国贫穷地区进行扶贫工作，到过甘肃、新疆、西藏等地区，那里的风土人情纯朴自然。

 

生活在多元文化的加拿大，他对少数民族之都的昆明印象最深刻，他说那里的文化呈现着多元性。

 

叙说中国之旅，小杜兴致勃勃。采访时他刚从西藏出差回来三天，他形容这次西藏之行，差点命丧喜马拉雅山。

 

他随一位兽医进藏研究西藏的牦牛繁殖。这是中外第一次在西藏实施两国双边发展合作项目。

 

在海拔最高的那曲，小杜高山反映厉害，呕吐、腹泻、流鼻血，生命危殆。随行的兽医就临时担任他的抢救医生。

 

当时急需用激素平衡体内循环，兽医只懂得给牲畜的剂量，不知道人体的用量，就打电话到北京的医院求助。

 

几经险情终於在兽医和藏医的努力下，抢回他的一条“小命儿”。对这次的险历，他诙谐地说：“可能我是第一个为西藏人民的发展事业呕心沥血的加拿大人。”

 

遍访中国，使他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感到骄傲。

 

他说，中国和世界多边体制越来越接轨，中国马上加入WTO，需要大量的从事国际沟通的专业工作者。

 

中国目前非常缺乏口译人才，加强中英文口译的教学工作势在必行。他希望能以自己的专业经验，帮助提高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质量，为中国培养高质素的口译专家。

 

他说，很多偶然的经历给了他很好的条件和使命。目前，我是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里唯一以中文为工作语言的并以英语为母语的口译员，在某种意义上讲，完成这项使命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

 

在中国教书每月虽然只有三千三百元的工资，工资是低，但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者，我只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培养中国新一代的口译专家做出贡献。

 

他非常想尽才能做到校长一职。他很严肃地解释说，这不是对某一官位的野心，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把事情办得更好。

 

虽然中国目前还不能接受外国人担任管理层的工作，但是他不放弃对这一目标的追求。

 

杜蕴德说，“我在人生最关键的少年时代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潜移默化。”

 

《论语》、《大学》、《中庸》等中国古代的主要书籍他基本都读过。他说，“我中文名字的内涵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蕴含着道德，广东话中的‘杜’和‘道’同音，也意味着我选择的道，蕴含着对道德的宿求。”

 

喜欢玩摇滚乐的小杜，最喜欢中国的古筝，甘肃一带牧民在放牧时对山歌的情景，令他如醉如痴。

 

在华人圈子里这些年他感到奇怪的是，经常有人问他会不会使筷子？看得懂中国字吗？吃得惯中国菜吗？

 

“我怎么能不会呢。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中的人怎么可能不会这些呢。”他为自己与中华文化的“水乳交融”深感自豪。

 

和小杜谈话是种乐趣，上古下今，天南地北谈的都是中华文化，那份亲切感让你不视他为白人小伙儿。

 

从他敏捷的思维，流畅的表述中，深深感受到了他对中华文化的修养，对中国社会客观公正的观察与见解。

 

更难能可贵的是小杜对国际主义理想的追求，这不由得令人想起白求恩医生。

 

为着国际主义理想，两代加拿大人远赴中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从中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加中友谊的世代相传。

 

——选自：乐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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